史正富:投资基础性、战略性资产,会抢走市场企业的饭碗吗?
发布人: 吴梦琦   发布时间:2021-01-19   浏览次数:


在“大师计划”第一集中,最安全的网赌网站学术委员会主席史正富提出,中国要加强战略性投资。基础性战略性资产有哪些,又应该怎么进行投资?(回顾请戳)本集节目中,我们继续探讨这一话题。


除了老百姓的生活需求之外,我重点讲一下基础性战略性资产积累的需求都在什么地方。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对这一类产业和资产积累的需求,只是有些国家运气比较好,在这方面不用大费精力,老天爷帮它们留下了一个比较良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环境。我总觉得欧洲,比如说地中海地区的地理环境造成基本上没有什么灾害。但是中国不是这样。中国的领土有960万平方公里,地形是“三级跳”的。胡焕庸线切开的一大半国土的利用率很低,而且各种资源分布不平衡。

比如说,对经济很有好处的水资源都集中在西部了,三江并流。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的水库大多数实际上是用不着的,一年号称有6000亿到7000亿立方米流进印度洋。相反,我们整个北方都是缺水的,所以才有南水北调这件事。真正的南水北调不是靠着长江以南,那里调不了多少水,水资源真正充沛的地方是在西部。因此,长期有国内的人提出大西线的南水北调,然后西水东流,这样来改变整个北方的面貌。

有了水,中国北方的大部分问题可以解决,像是沙尘暴和土地利用率。现在有研究说,如果水是够的,北方几省出几亿亩的耕地是不成问题的,那就解决了中国现在可使用土地不够的大问题,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粮食安全的局面。长期来说,航运也可以改变。从郑州到黄河口开10万吨级的轮船是可以做到的,这就会给运输结构带来很大的便利。水可以说是中国基础性资产中最为重要的一项。


第二项是土地。我们现在有18亿亩耕地的红线。我们国家用于农业的土地至少要控制在这个水平,不能再减少。但是中国人多,生存条件要改善,人均的城镇用地应该多一点为好,大家不一定都要住在高楼大厦里面,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选择。可如果多种多样,容居率就要降低,城镇化用地就要增加,和粮食红线是有冲突的。

现在真正可使用的土地占全国国土面积的比例很低。除了东南沿海的这100多万平方公里,其他地方利用率都很低。除了刚才我说的水的问题,提高利用率更好的办法应该是国家进行分级的规划,对小山坡、小丛林、河滩地、拐弯抹角和高低不平的地方适当投资,进行整理,这样它们就可以变成很不错的用地。我看到有些企业家能搞上万亩的开发,这是个人行为。但国家的大战略如果靠私营去做就会有规划问题。

另外,我们国家现在的基本农田(亩产)标准总体是不高的,真正高标准的占比还比较少。如果能用现代科技对全国大多数基本农田进行改良,把潜能都用上,提高亩产,也可以成为解决中国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基础。但改变农田质量的这件事,能不能让农民自己贷款去做?不可能的,很容易就会弄出巨大的风险和新的金融投机空间来。合适的办法应该是列入国家的统一考量中,来统一规划、统一布局、投资开展。

除了水和土地之外,还有空气。空气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很多高科技产品必须是在清尘无染的情况下(生产)。空气中污染越严重,打造制造环境的成本就越高,而且产品的质量越没有保证。因此,改善大气环境不仅跟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的宜居程度有关,跟高级产品制造的质量和成本也有关。空气的改善也是个重大工程。

第二种基础性战略资源与科学技术有关。现在基础理论在这摆着,主要看你怎么应用。石墨烯号称了不起,有各种各样良好的功能,但就是做不出来。英国有科学家得了个诺贝尔奖,因为他做出来了,但是他做的只是一层一层用胶布粘起来,一到工业生产就不行了。

这个东西的核心不在于基础理论的突破,而在于怎么把基础理论变成一个工业实践,因此要解决工艺流程的问题、装备的问题、和工人的问题。这些事都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样一种产业,谁先搞成谁就是有突破性的。

但是哪一个企业家会去弄一个10年以后也未必搞得成,也不知道到时候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不是别人来搞我来“偷”呢?

这其实是最有国家竞争的。哪个国家先搞成,肯定就会遭到打压。你看中美或者中国和发达国家这么多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当你不能生产一个东西的时候,它贼贵贼贵,当你出了一个产品,比它质量差,价钱有可能差不多,它立马降价,一降就把你打死掉了。

当年中国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国家招标一些重要装备,会规定已经在被别的工程或者产业使用过多长时间才够资格来投标。这意味着什么呢?能投标的都是那些先进和发达国家的产品,本国刚发明的设备在哪用过呢?岂不是永远也不能参加投标?永远也不会被用?很可能当时想得比较简单,就是要保证工程的质量,但是这等于让中国好不容易搞完相关产品的企业靠边站了。

因此在这种很前沿、很难才能弄出个产品的行业中,自主搞创业的企业家面临着无法预料的风险。这在中国过去是很严重的问题。不要说正常的商业竞争了,在非商业竞争都可能被干掉。有没有人去搞反垄断呢?在中国是长期没有的。没有得到国家用某种有效措施来帮助市场调节的这些企业是很不愿意介入这些高科技的、特别前沿的事业的。最近这几年因为中国国家的整体战略和政策发生了全面的转变,创造出了一个目前看来是比较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空间和氛围了。

这是基础资产中科学技术的层面。在科技产业兴起的层面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升级),比如员工。要打造新兴产业的群体、要让现在各个产业升级、有新的制造标准、从制造到精造,生产线上的员工和以前普通的农民工就不一样了。这就需要企业一线员工大规模的素质提升。

谁来办这个事呢?我觉得超大型的企业可能可以办,但大多数企业不愿意干,为什么?我把你培训出来了,你就到另一个单位拿高工资去了,这是一个替人家做嫁衣裳的活。另外,这件事毕竟需要投入。企业钱多的时候是很少的,大多数都是紧紧巴巴往前走的。只有垄断性的平台现金流超级富裕,比如支付宝、蚂蚁、还有腾讯。这个软件平台搭成了,就没有成本了。但是高科技的主干不是这些平台企业,而是一个个做产品的企业。这就回到了刚才的大问题:员工的合格性靠谁来解决?当然,现在我们有了一些发展方向,比如各地办的技工学校。但总的来说,要让几亿农民工转型变成几亿个有技艺、有专业、有工艺水平的员工也是国家战略性的行动,不是完全靠市场机制就能解决的。

此外,战略资源也涉及国家安全。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南海修了岛,护理南海。将来我们把南海变成一个生产生活和国防一体化的领土就需要经济开发,经济开发又可以变成战时的军事力量。以前有过东印度公司之类的,我们弄一个南海发展集团不行吗?中国的体制都可以在这个集团里头体现,军民结合,退伍军人可以为主导。

建岛以后就要搞旅游业,搞码头、度假村、深海的渔业、渔业的加工、海洋研究等。岛上面积比马尔代夫大多了。只要有居民、有生产、有销售、有生活,不用竞争了,自然就是中国领土了。一旦遇到风险,这些也能变成一个自我防卫的力量。


国家可以拿大的资产作为基金,从浙江沿海到广东沿海弄个一两万条高等船只,编制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渔民群体。但是上面有专业的退伍军人、政治指导员什么的。平常可以进深海捕鱼,跟日本、韩国船队或者其他船队在全球市场竞争。这种级别的渔船可以是巡逻船,也可以是捕鱼船。这个投资可以国防、民事两用,效益肯定好。

谁去干?干这事牵涉到国与国的关系和国家的政策,很多年都可能没有回报,而且不投个几十亿、甚至几万亿进去是不会有回报的。这就需要有一个基础资产来支撑。

产业的类别、民生的类别、国防的类别,不同类别的基础性、战略性资产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中国很多的开发需要的是大型基础资产的投入,投入以后才会产生效果。但这个效果是空前的,它能解决生态经济的问题,也能解决产业升级、科学技术进步、全产业链化的问题,还能大规模地减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趋势。最后,甚至可以影响空间布局,就是所谓的新型城市化。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处在这个时代,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跳出现在的经济学思路,创造一种新型类别的资产,就是基础性战略性资产。它没有抢市场体系中企业的饭碗,相反,它会给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创造新的空间,带动它们发展。这些都是很好的效果,最终能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瓶颈,补了结构性的短板。

补短板不是补一个、两个,而是成体系的。把生态市场、科技市场、新兴产业、收入分配的保障都给搞上去了,不等于把中国的核心问题用两种手段解决了吗?一个是市场的,一个是战略的。

我在写《超常增长》这本书的时候讲了这些事,并提出一个命题,就是这些资产种类,市场化的体系是不能投资的,为什么?它有八个特征:

一、超大规模:这类资产形成通常要天文量级的投资;

二、超长周期:通常需要十年以上的建设周期和更长的回收期;

三、超高不确定性:包括自然、技术、社会、国家安全多种维度的不可控因素;

四、超低收入排他性:即有公共品属性,资产性收入不易被投资者享受;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难于保障;

五、外部性为正:这类资产可以惠及项目之外的地区、产业以及全社会;

六、跨期边际收益为正: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随着经济增长及人均收入的增长,社会对这类产品的需求和这类产品的价格会同步或更快增长,这类资产的投资回报率相应增长;

七、规模报酬可能为正,有自然垄断属性;

八、运行相对简单,对管理及创新要求较低。

前四个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向这些领域配置资本和资源。后四个种最重要的是“刚性需求和收入弹性大于1,跨时收益递增,”使得投资这些领域的资本金只要撑得住,最终肯定是盈利的,而且会越来越多。

这说明它适合于国家来干,我把这个叫“国家战略性投资基金”。因此,为了实现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国家愿景,在经济的层面上,我们要提升实现国内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战略。这需要三个大的支撑性的战略,一是生态资产的建设,二是科学技术和科技产业的崛起,三是民生资产的构建和实施。与之配套的是国家空间布局当中的新型城镇化。

根本上说,我们需要破除迷信,破除对西方经济体系的迷信,然后去寻找跟中国有关的解决方案。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中,重新创造具有普世价值的经济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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